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第四百九十八条第二款写着这么一句话:
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,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。
我一直觉得这句话有点奇怪。
一条写进《民法典》的、全国通用的规则,第一句话就是承认“有两种以上解释”。好像立法者早就知道,条款写下来是清楚的,可落到具体的事情上,它会分岔。
一家企业签了一份合同,一个条款被理解成了 A,法官理解成了 B,最后按 B 判了。企业去争,争的不是事实,是“这个条款到底是什么意思”。
这类事我们这行天天见。我今年六月写《为什么AI喜欢分类框架》那篇时说过一句话:法律人的核心能力,从来不是“知道很多法条”,而是“能把复杂事实整理到法律规则可以有效适用的状态”。那句话说的是整理。这几个月我想补一句:整理完了,还得从一堆都说得通的读法里挑出这一条。挑选这一步,没有法条可查。
今年十月,我在一场面向企业家的 AI 课上讲了这件事的后半段。讲完有位听众没走,等我收拾投影的时候问了句话,大意是:既然 AI 能查法条,能写文书,能把人写的初稿改得看起来很专业,那“同案同判”这件事,是不是早晚由机器来管?
我没答好。当时给的是个滑头的答案:会被分层,不会被替代。这话没错,但等于没答。
后来想明白了,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“机器强不强”里,在“法律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”里。
法律是离形式语言最近的文科
先把两类语言分清楚。
理工科的朋友研究的是形式语言。不管是数学还是代码,它有一个硬性特征:给定条件,推出唯一结果。同一个条件不会推出两个答案,如果推出来了,那是算错了,可以回头查。
文科研究的是自然语言,中文、英文。它的特征恰恰相反。含义不确定,同一句话可以有多种理解方向,而且每一种在语法上都站得住。
我们法律人是研究自然语言的,但在这条光谱上,我们离形式语言最近。
因为法条本身就是一次形式化的努力。法条要干什么?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精简总结到一个条款里去,把一个条款的含义准确性拉到足够高,让它能适用于一类事情。这是形式语言做的事,只是用的是中文写。
这种努力一做就是几千年。
但它永远到不了形式语言。
原因不复杂:法条是归纳凝炼的。写进《民法典》合同编的,是从现实里能预见的关系类型抽象出来的结果,现实比条款丰富。条款不可能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所以真碰到一个具体案子,就得解释它。
一解释就有分岔。
同样是“情势变更”,当事人能不能预见,个案之间差得很远;同样是“违反公序良俗”,有的学者看作效力问题,有的看作行为无效问题。条文上反映出来的每一种解释,全都是对的。社会环境在变,政策导向在变,同一个词在十年之间含义就已经不一样了。
形式语言的力量在于排除第二种答案。法律的力量,恰恰在于保留第二种答案。
制度不是在消灭解释,是在管理解释
既然解释分岔不可避免,那我们的制度是怎么处理的?
不是改法条。改了还是分岔。是往法条外面加装置。
《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》(法〔2021〕289号)第六条列了九种情形,承办法官必须做类案检索。其中包括“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”,包括“重大、疑难、复杂、敏感的”,也包括“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”。
你读一遍这个清单就会明白。这份文件的假定前提是:法条不足以解决分歧,所以需要靠“看看别人怎么判的”来收敛。这正是《民法典》第四百九十八条那条规则的制度配套。当一条法条自带“有两种以上解释”的逃生口,司法系统就用类案检索、司法解释、指导性案例、专业法官会议这一整套东西,把解释的离散程度压下去。
制度自己承认了解释不可免。它只是在管理解释。
所以“同案同判”这件事永远解决不了。
它不是一个等着被更严格执法解决的问题,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。一个被归纳出来的规则体系,碰到具体事实就会长出不同的读法。法律能做的是让不同的读法不要差得太远,而“不要差得太远”和“完全一样”之间的距离,就是解释学这门手艺的全部内容。
AI 会吃到哪一层
现在回到那个问题。
AI 极擅形式语言那一侧。检索、归纳、跨库比对,都是形式语言能处理的活,因为它要的是“在给定的材料里找出唯一符合规则的答案”,而规则是明确的。
AI 吃不掉的是另一层:在多个都成立的解释之间做取舍,并且承担这个取舍的后果。
模型可以并排列出几种解释,说法一、说法二、说法三,还能给出各自的论证结构。但它不选。选了也不担。
这一步在我这行有个很具体的对应。最近有个商品房买卖的案子,合同第三条写“本房屋位于第1-3层”,买受人主张这意味着计价面积只按第1-3层算,不利解释规则应当适用。法院没有直接套规则,理由是:这个条款是对房屋基本情况的描述,不是对计价方式的约定,所以不存在“两种以上解释”这个前提。
有意思的地方在哪?法院要先解释一次“这个条款到底存不存在两种解释”,才能决定用不用那条解释规则。解释这一步省不掉,因为它决定适用哪条规则。同一个案子里还有认定笔误的,是整体解释优先于字面解释,也是一次选择。
这两件事,AI 现在做不了。不是它笨,是这一步没有唯一解,它必须先做一次选择,而选择本身需要有人负责。
顺着这个逻辑再推一步,还有个更要紧的:成果和人的能力会脱钩。AI 出的结论越漂亮,越需要有人回到底层去问“你凭什么这么解释”。这个问题不问,律师就会退化成传递者,把 AI 的初稿转给领导,把领导的意见转回 AI,来回搬运。
那不是律师,那是复印机。
我为什么关心这件事
坦白讲,我讲这个不完全是因为对 AI 有研究。
是因为我每天做的就是这件事。法律人的全部成果现在都靠电脑产出,AI 放大的是脑子,所以法律行业受到的冲击一定是最快最大的。这个我早就认了。
但真正难的那一层,我做了十五年才慢慢摸到边。
查法条,AI 比我快,比我全。找类案,AI 比我准。写初稿,AI 比我慢不了多少。这些都不构成问题。
难的是在两段都说得通的条文之间,认出该走哪一条。这个判断不在法条里,在具体场景里长年累月攒出来的直觉里。某个合作方在签约前突然改管辖条款时你心里那一下警觉,某份补充协议里一句“另行协商”让你放下的笔。
这类东西写成条文要写一辈子,写不成条文,就只能靠自己带。
所以我的看法是:AI 会吃掉法律工作的检索层,也会吃掉相当一部分论证层。这一层它吃不掉。因为这一层要有人签字。
判决书最后那四个字
打官司的时候,判决书最后一段之前,事实认定、证据采信、争议焦点,一条条列下来,看着都挺扎实。
最后落到“本院认为”四个字。
那四个字一定是一个判断,不是一个计算。无论检索做得多干净、论证铺得多密,最后那一下“这个案子我们按 A 走”,是一个在多个都成立的解释之间做出的取舍,是一个有人必须站到前面来承担的取舍。
判决书最后那四个字,永远不是算出来的。
作者简介: 陈石律师(主页 chenshi.ai),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、高级合伙人、房地产与建设工程部主任,宁波市律师协会副秘书长、第七届宁波仲裁委员会仲裁员,聚焦建筑房地产、投融资、并购重组及商事争议解决。曾获多家法律媒体与专业机构认可,荣登 LegalOne 2025 中国区建工及房地产实务先锋 45 强、律新社 2025 年度管理合伙人 20 佳(华东),入选《商法》The A-List 法律精英,获评 ALB China 区域市场十五佳长三角地区律师新星,并获律新社 2024 年度并购领域品牌之星。长期为万科、华润置地、信达地产、保利置业、招商蛇口、中海地产等企业提供法律服务,承办“首宗百亿地王”“长春第一高楼”“台州第一高楼”等代表性项目,累计服务项目投资额超千亿。近年来持续推动 AI 与法律实务融合,强调以结构化方法打通技术逻辑、法律判断与商业场景;著有《赋能法律人:AI 底层思维与应用范式》,并在多地开展相关主题讲座与分享。